“没有了诗，我活着干嘛”
——访国际诗歌“金环奖”得主绿原
本报记者梁若冰
1998年，对于诗人绿原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在世界文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诗歌盛会——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组委会将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的最高荣誉“金环奖”的桂冠授予了这位中国诗人。这个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奖第一次授予一位中国诗人，这不仅对绿原本人意义非凡，而且对于中国诗歌界来说，也是一件值得纪念和庆贺的事情。今年绿原生活中的另一件大事是，他翻译的世界名著《浮士德》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彩虹翻译奖，这是我国文学界首次设立的国家级文学翻译大奖。 见到刚刚从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归来不久的诗人时，他正在整理出访马其顿和匈牙利等国的诗作和文章。面对这种种荣誉的突然而至，76岁的绿原老心情愉快是肯定的，但已不会像40年代初发表处女作、并由胡风编辑出版第一本诗集《童话》时那般少年得志、欣喜若狂了。他在回答马其顿作协主席的采访时说，对得奖最开始的反应是“不曾料及”、“像一个虚构的奇迹”。 回忆起在马其顿参加诗歌节的日日夜夜，绿原不能忘怀的是当地政要和普通老百姓对诗人和诗歌是怎样地崇拜和挚爱的情形。在马其顿的5天里，他的日程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总统在官邸宴请来自46个国家的130多位诗人，80多岁的总统以及总理、议长等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长达5个小时的诗歌朗诵音乐颁奖大会。除《新马其顿报》、《斯特鲁加晚报》等报纸每天都有大篇幅的新闻报道外，马其顿国家电视台还对绿原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专题采访，文艺评论刊物《中心》出版了诗歌节专号，并对绿原提前作了专题访谈，赶在诗歌节期间出版。《马其顿文学评论》1998年8月号成了绿原专号。当绿原展示诗歌节编辑的、收录了他50首诗作的、以5种文字出版的他的诗歌专辑时，这本国内少见的印刷精良、装帧精美的诗集使人感受到马其顿人对诗歌和诗人的尊崇之情。绿原告诉记者，他在几天的访问中，感受最深的是马其顿这个国家对文化艺术的高度重视。37年以来已有约4000位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诗人参加过这一文化盛会，每年的诗歌节均在礼炮声中隆重开幕，足见启蒙学者康斯坦丁的出生地斯特鲁加这个城市对于诗歌艺术的偏爱。 绿原说，中国诗人在国际上逐渐得到承认，与我国的日益强大的实力有关，与外国文学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悠久历史的崇敬有关，与作品的翻译质量有关，“当然也有我个人的成就，但这个因素不是主要的”，他谦逊而真诚地说。他认为，现在国内许多诗人特别是一些无名诗人的创作水平相当不低，只是目前还“养在深闺人未识”，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国内诗人在创作中还要考虑语言的因素，要克服对母语的过度依恋，争取获得尽可能大的可移植性。 绿原是一位跨越了中国现、当代两个文学史阶段、独具特色和魅力的诗人。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中，他都创作出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诗作，像《小时候》（1941年）、《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1945年）、《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1953年）、《重读圣经》（1970年）、《兵马俑在耳语》（1983年）、《白云书简》（1985年）等，他是为数不多的现当代诗人中有着深厚的国学和西学基础，又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语言表现力的诗人。早在40年代初，年方20的绿原就在诗坛崛起并成为“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改革开放以后，绿原获得第二次青春和生命，诗人的诗情像久蓄的油井喷发而出，他写于1986年的300行的诗作《高速夜行车》，反映了诗人老当益壮、百折不挠，终一生心血对诗歌的不懈追求和努力。绿原一生曾任各种职业，在繁重的教师、记者、干部和外文编辑工作之余，他出版了《童话》（1942年）、《又是一个起点》（1947年）、《集合》（1951年）、《人之诗》（1983年）等10余部诗集，以及5部文集，翻译出版了叔本华、歌德、海涅、易卜生、里尔克等20余部外国著名作家的散文、诗歌集。他的创作不可谓不丰，他的诗歌的质量不可谓不高，然而他对诗歌始终怀着赤子般的虔诚和崇拜。80年代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深深感到自己没有成熟，在真正文学史这个战场上只属于无名的阵亡者，实在留不下什么的。”许多评论家认为“这只是他自己的看法”。40年代，绿原的诗就曾在进步的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在大后方有相当的影响，诗人流沙河在自传中就提到他当年“狂热地”阅读“艾青、田间、绿原的诗”。80年代初期，评论家曾卓说过，绿原的创作业绩将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问绿原为什么在因诗遭难、因诗受辱的日子里还能坚持写诗，他的回答特别坚定：“没有了诗，我活着干吗？”是的，诗人的血液和生命已经与诗融为一体。正如诗人在《诗与真》中写道的：“……人必须用诗寻找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与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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